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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恢復性司法進行有益探索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6-12-07  艾普網   瀏覽次數:1424

◆杜佳蓉 杜敬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前不久印發《關于辦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與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比,這一《司法解釋》具有鮮明的生態文明時代特色,強調了綠色發展的現代環境司法理念,特別是對恢復性司法理念進行了有益探索。

首先,生態文明、綠色發展理念得到充分體現。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不僅對生態文明建設做出了頂層設計和總體部署,而且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作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實行最嚴格的損害賠償制度,把環境損害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納入前所未有的高度范疇,作為構建生態文明的重要抓手。

“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是當前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黃金法則。然而在過去的環境執法和司法實踐中,由于現有制度索賠主體、責任主體、賠償標準、法律依據等具體程序等的缺失,往往導致生態損害賠償無疾而終,致使眾多案件只有罰款等行政責任卻沒有賠償等民事責任,或者只有刑事責任追究卻沒有環境修復的民事責任承擔,甚至對以追求非法經濟利益的環境資源類犯罪未依法適用罰金等財產刑,或罰金幅度過低不足以懲戒犯罪。長期以來,在辦理環境資源案件中存在“重刑事、輕民事” 、“重打擊、輕修復”、“重物質、輕環境”及“重秩序、輕利益”的錯誤觀念,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不相匹配。而在《司法解釋》中,將“環境有價、損害賠償”和“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落到實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得到健全和完善。

其次,將恢復性司法理念引入生態環境保護領域。2016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與綠色發展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提出“落實以生態環境修復為中心的損害救濟制度,統籌適用刑事、民事、行政責任,最大限度修復生態環境”。2016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全面履行檢察職能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見》,提出“辦案中應當貫徹恢復性司法理念,根據案件情況可以要求行為人修復環境、賠償損失,降低環境污染的損害程度。行為人主動采取補救措施,消除污染,積極賠償,防止損失擴大的,依法從寬處理”。 《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實施非法采礦犯罪,不屬于情節特別嚴重,或者實施破壞性采礦犯罪,行為人系初犯,全部退贓退賠,積極修復環境,并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以認定為犯罪情節輕微,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可見,《司法解釋》強調落實以生態環境修復為中心的損害救濟制度,統籌適用刑事、民事、行政責任,最大限度修復生態環境,并且有條件地對損害環境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進行從寬處理。

第三,與以往通常采用的以造成物質財產損失、人身健康損害作為定罪入刑的標準不同,《司法解釋》明確規定“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害的”作為直接定罪入刑的標準,并且依據司法鑒定機構就生態環境損害出具的鑒定意見,結合其他證據作出認定。環境資源犯罪屬于法定犯罪,犯罪客體是包含財產權、人身權、環境權為一體的復合客體。以往環境資源刑事司法更關注公私財產或人身健康損害,而對受到損害的環境本身缺乏足夠重視,形成本末倒置。同時,環境刑事違法通常表現為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等形式,成為一種環境公害,預防與控制的重要性遠大于單純的事后懲治行為人。因而,將恢復性司法理念引入生態環境保護領域不僅可行而且成為必然,更加符合立法和司法目的。

第四,強化附加刑適用,“對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應當依法追繳或者責令退賠。 對用于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犯罪的專門工具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依法沒收。”《司法解釋》這一規定無疑會提高違法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問題,審判機關可以綜合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督促生態環境損害的責任者承擔賠償責任,修復受損生態環境,有利于破解“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埋單”的困局。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河北省晉州市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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