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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燒成后起之秀 亟需走出“鄰避效應”困局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6-12-13  艾普網   瀏覽次數:1288

【艾普環保網 固廢處理】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面對緊張的人地關系和“垃圾圍城”的現實,填埋處理等手段早已不堪重負,垃圾處理設施普遍存在超負荷運行現象。垃圾焚燒屬于“無害化”環節,是垃圾最末端的處理方式之一,似乎昭示著中國垃圾末端處理的未來。

垃圾焚燒成后起之秀 亟需走出“鄰避效應”困局

垃圾焚燒發電,似乎昭示著中國垃圾末端處理的未來。2010年以來,中國垃圾焚燒發電廠以每年約30座的速度增長。如今,全國已有垃圾焚燒發電廠約250座。日前,住建部聯合四部委發布《進一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到2020年,全國城市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總處理能力50%以上。

然而,針對垃圾焚燒的爭議仍不絕于耳,多地相關項目遭遇民意反對。一邊是生活垃圾與日俱增的嚴峻現實,一邊是現行垃圾焚燒方式隱藏的風險。政策與民意、標準與實踐的沖突與碰撞,凸顯出垃圾焚燒的溝通與監管之困。

前世今生

按照垃圾處理“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要求,垃圾焚燒屬于“無害化”環節,是垃圾最末端的處理方式之一。在中國,除了垃圾焚燒外,主要的垃圾末端處理方式還有衛生填埋和垃圾堆肥。

據中國城市建設院總工程師徐海云介紹,衛生填埋占地大、選址困難,容易散發異味,造成嚴重的土壤和水污染。垃圾堆肥則主要針對有機物,在目前的垃圾處理中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作為后起之秀的垃圾焚燒,在中國已有近30年的發展史。

1988年,深圳清水河垃圾焚燒廠點火運行。2000年前后,出于環保需求,中國開始關停小火電廠,相當一部分小火電廠借機改建為垃圾焚燒廠。按徐海云的說法,“黑天鵝”雖然變成了“白天鵝”,但技術差、污染重等問題依然存在。直到2005年以后,上海、寧波等城市引進國外先進的焚燒設備和技術,垃圾焚燒才開始走上合規運營與清潔焚燒的軌道。

一個13多億人口的國家,其垃圾體量之巨難以想象。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面對緊張的人地關系和“垃圾圍城”的現實,填埋處理等手段早已不堪重負,垃圾處理設施普遍存在超負荷運行現象。

垃圾焚燒憑借自己的優勢,成為解決垃圾問題的首要選擇。《意見》稱,生活垃圾焚燒處理技術具有占地較省、減量效果明顯、余熱可以利用等特點,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得到廣泛應用。

以日本東京為例,東京23個區建了25座垃圾焚燒廠,且都在市區;巴黎在市中心相當于北京西單的位置建了垃圾焚燒廠。在日韓和歐美,垃圾焚燒基本被認作是在環境可承受范圍之內的垃圾末端處理技術。在人口密集的日韓,垃圾焚燒更是走上了主流的位置。

污染爭議

目前,垃圾焚燒引發爭議的威脅物有3種:二惡英、飛灰和滲瀝液。按照多位專家觀點,垃圾的清潔焚燒,技術上沒有問題。

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曾研究中國垃圾問題30年。他說,二惡英其實是一組物質,只有含氯的高分子材料,如膠皮、塑料在320-850攝氏度之間燃燒才會產生。但現在的焚燒爐一起爐,就會在幾秒鐘之內達到850攝氏度,起爐之后半年不停晝夜地燒。停爐也要求在3秒鐘之內降到320攝氏度以下。“這一起一降,排放的二惡英是極微小的。”王維平說,“比吃羊肉串和抽煙還少。”

實際上,垃圾焚燒的核心技術和主體投資是煙氣凈化。王維平說,10億元的投資,6億元都用在煙氣凈化上。二惡英之外,其他排放物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都靠煙氣凈化設備進行嚴格控制。以二惡英的排放標準為例,我國采用與歐美一致的最嚴苛標準。

對于飛灰,徐海云和王維平都指出,環保部門將飛灰定義為“危險廢棄物”,有可商榷的余地。王維平說,曾有實驗將垃圾焚燒產生的飛灰做成磚,放到水里。每周檢測水,持續3年,發現水質并不會發生變化。王維平認為,飛灰一旦經水泥螯化,不會傳導污染。但在目前,飛灰是許多環保組織檢測的對象,這也使公眾對垃圾焚燒的恐懼加深。

滲瀝液,其實是高濃度有機廢水,一般污水廠處理不了,但滲透膜反滲透膜技術可將其處理至可飲用的水平。

不過,在實踐中,對垃圾焚燒的質疑仍存。民間環保人士黃小山認為,垃圾焚燒并不是原生垃圾拿來就燒,而是在垃圾分類的基礎之上,將生活垃圾的可燃物入爐燃燒。而在中國,大多數生活垃圾入爐前沒有經過嚴格分類和預處理。因此,垃圾含水量大,難以保證燃燒爐內的溫度始終高于850度,有機物中的氯為二惡英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監管之難

2009年,北京昌平阿蘇衛垃圾焚燒廠建設遭到附近居民反對,北京市政府組織專家和市民到日本考察。作為居民代表,黃小山也去了。從日本回來,他對垃圾焚燒有了新的認識,辭去原來的律師職務,成為了一名“專業”環保人士。

王維平是當年與黃小山同行的專家之一。作為“主燒派”專家,在對抗最激烈的時候,他曾經收到過包著子彈的信封和帶菜刀的包裹。但王維平始終站在支持垃圾焚燒的一線。

“大多數人不了解垃圾焚燒技術。”王維平說,希望政府和百姓更多地溝通,并形成合理的監管制度。“監管缺位會產生污染,失信于民的后果是無法溝通。”

今年1月1日,《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開始全面實施。12月12日,蕪湖生態中心、自然之友和零廢棄聯盟3家環保組織聯合發布調研報告,對全國各省市企業自行監測平臺垃圾焚燒廠達新標情況進行排查。報告顯示,18個省份的76個垃圾焚燒廠中,僅有少數垃圾焚燒廠在監測中采用新標準,共29座焚燒廠超出新標準。

垃圾焚燒廠近年來成為國內企業投資的熱點。一方面,垃圾焚燒廠一旦建成,會快速形成地區壟斷;另一方面,政府支付垃圾處理費基本保證了資金來源。再加上發電所得收入,對企業來說,垃圾焚燒是確保高回報的項目。

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垃圾處理的價格不斷被壓低。根據徐海云的長期觀察,不少企業為了提高利潤,不用或者少用煙氣凈化耗材、以次充好等情況大量存在。

王維平說,我國雖然有污染排放控制標準,但缺少每個環節的具體標準,總的出口標準難以保障。目前,更精細和切合實際的標準,正在醞釀之中。

支持垃圾焚燒廠建設,卻不愿垃圾廠建在自家門口,要化解這樣的“鄰避效應”,應該以監管保證安全運營與健康環境。《意見》也提出了垃圾焚燒事業發展的理想方向:“因地制宜配套綠化、體育和休閑設施,實施優惠供水、供熱、供電服務,安排群眾就近就業……變‘鄰避效應’為‘鄰利效益’,實現共享發展。”

(原標題:垃圾焚燒 困局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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